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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下的《辞海》

发布时间:19-09-28 阅读:700

原标题: 中共党史钻研︱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下的《辞海》22年修订史

1936年版《辞海》于1957年动议修订,1979年正式出版并作为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献礼,前后22年,见证了中国今世史上一系列重大年夜事故,期间的烙印体现在《辞海》的字里行间,作为该时期文化扶植的一个缩影,钻研它有助于加倍深刻地认知那段历史。

2019年上海书展,上海辞书出版社展示新版《辞海》

将“主义”与“常识”结合

1957年9月17日,曾任1936年版《辞海》主编、时为上海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舒新城,向正在上海视察的毛泽东提出修订《辞海》的建议。毛泽东当即回复道:“我极为同意,到现在我还只能使用老的《辞海》、《辞源》,新辞典没有。你的建议很好,应写信给国务院。”

显然,旧《辞海》“编者态度、不雅点隐隐”,“政治性问题严重”,如称“中国共产党”为“匪”“反革命”等,以及短缺反应社会主义社会面目的内容,不能办事于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有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基础方针政策的指示下收词、释义和编纂”,使其成为一部以百科常识为主,兼顾单字和语词的综合性大年夜辞典。作为一名饱学之士与久经熬炼的政治家,毛泽东深谙文化鼓吹之道,尤其在一个送往迎来、常识饥渴的年代,“一部物质实体和知性启示高度同等的著作”,对付传播社会主义新文化、鼓吹社会主义新不雅念、教导社会主义新人无疑会起到独特且普遍的感化。

修订《辞海》是毛泽东以“义务”的形式交给上海的。当时的上海,专家学者对照集中,还有不少学术势力巨子,学术气力很强,学科覆盖面也相称广泛,具备修订大年夜型对象书的前提。因为党和国家最高引导人的参与,修订《辞海》兼具文化与政治的双重意义。因而,从中央到上海各相关单位都极为注重,这项义务也随即被纳入各方事情日程傍边。《辞海》编辑所(下文简称“辞编所”)于1958年5月1日成立,其性子为“上海赞许的奇迹单位”,直吸收上海市出版局引导,认真修订《辞海》的详细事务。

动议修订《辞海》之际,恰是社会主义改造基础完成后文化扶植大年夜步开展之时,形势正如毛泽东曾预言的那样,“跟着经济扶植的高潮的到来,弗成避免地将要呈现一个文化扶植的高潮”。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新《辞海》要成为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进修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常识的通俗对象书,内容必须精确,相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不雅点,并只管即便说明最新的科学文化的成绩”,社会主义文化扶植的风貌由此可窥一斑。

比拟新夷易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扶植在“古”“今”“新”“旧”“中”“外”“社”“资”诸问题上,既有承袭又有成长。毛泽东说:“清理古代文化的成长历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接受其夷易近主性的英华,是成长夷易近族新文化前进夷易近族自大心的需要前提;然则决不能无批驳地兼收并蓄。”这次修订以旧《辞海》为根基,删去此中“冷僻已逝世”“词义陈腐,有浓重封建气息”的古体字、旧文言词、冷清的方言及俗语等内容,增添“五四”以来分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孕育发生的、与当时政治文化生活和工农业临盆有亲昵关系的词语。辞编所曾就旧《辞海》中哪些语词可以作为修订根基进行过探究,觉得除单字、语词之外,经济、马列主义、政治、外交相似义词均不能作为根基。显然,这样有选择的剔除和保留不仅与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扶植厚今薄古的思惟同等,而且着意新意识形态的扶植。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扶植,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统夷易近族、统统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巧、文学、艺术的统统真恰恰的器械都要学。然则,必须有阐发有批驳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统统照抄,机器搬用。”修订《辞海》时代,辞编所“派人去国际书店选外国杂志及外国对象书,去邮局补订杂志”,此中“俄文翻译过来的中文专科辞典有四种”,对《苏联百科全书》的应用尤为广泛,对付欧美等国的百科似义词则以科学方面为主,表现了一种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因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变更而变更。总体而言,修订《辞海》在取材上的针对性表现了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扶植“古为今用、洋为顶用”的指示思惟。

修订《辞海》在马克思主义指示下进行,将“主义”与“常识”结合起来是形塑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在主编舒新城看来,“统统常识都是有阶级性的……天下上绝无为常识而常识的事……因而辞书的每一条都应该有不雅点”,辞书应“以常识性为主,态度、不雅点即融化于常识中,它的主要目的是为办理读者常识上的问题,而不重在学术批驳也”。同为修订主要认真人的李俊夷易近觉得:“修订《辞海》是厚今薄古,否则不必改动。‘专’是正直营业思惟,等于‘红’要在‘专’中表现,方有详细内容,否则‘红’是教条,若‘专’中无‘红’,便会迷掉偏向,以是二者应该统一。”也便是说,修订《辞海》要兼得“主义”与“常识”的平衡,修订者除了对拔取资料的精确性认真外,还要在常识加工历程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雅点。这并非易事,必要履历教给与专门指示。舒新城在给辞编所全体同人讲授若何汇集、加工资料时说道:“搜资料首应问为什么?《辞海》的工具是高中文化程度的门生和干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资料要能够赞助他们,有利于扶植社会主义。因之,旧词的去取要以厚今薄古为方针……以《时势手册》和进修《新华半月刊》为例,阐明有多少词改写后即可用,有多少词只能有一部分资料,尚须查其他文件才能弥补完成;有的则正在成长,现在只能记出似义词,要继承记其成长环境,俟一事停止后再来收拾。”他自己则“逐日看《人夷易近日报》进行勾画,并将改动编写多少条款”。经由过程这样有技术的取材、加工,在必然范围实现了“主义”与“常识”的结合。

舒新城进而觉得,修订《辞海》“对很多似义词要给以完备的、明确的、科学的解释,必须把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唆使,进行周全的、卖力的研究、阐发和概括,不能断章取义。不然的话,便是发生严重的政治性差错”。例如,对付“革命阶级”的解释是从道义上的善恶或书生般的义愤启程,以榨取、盘剥来区分,照样以匆匆进或阻碍临盆力成长为标准?若从毛泽东的论断启程,“历史上仆从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曩昔和取得统治权力今后的一段光阴内,它们是生气愿望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辈者,是真老虎”,问题便水到渠成;对付像“国家”“夷易近族”等古今意义区别较大年夜的似义词,以及“政制”“法制”等因执政理念和国情相异造成不合理解的似义词,在修订《辞海》中采取“以今世意义为主”,从中国详细国情启程进行解释,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当成不和课本回绝收入等法子处置惩罚。总体上,修订《辞海》贯穿戴现代事要有政策不雅、国内外事物须有阶级不雅、释文要与党的精神维持同等、不和角色要敌我分明的思惟,而这种思惟在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程中极具普遍性。

不过,“主义”与“常识”的结合在现实政治眼前呈现了不确定性。“为了欢迎文化革命高潮的到来,多快好省地供应广大年夜读者需要的对象书”,仅靠辞编所有限的气力不够以迅速完成这项文化工程。根据时任上海市委布告柯庆施的建议,修订《辞海》可以分组包与各大年夜学学系及学会代编。以此为根基,确立了“寄托引导,组织各学术单位的气力和编辑部三结合”的修订方针,即党委应加强引导,常常督匆匆反省,包管能按时完成义务;各学术单位主要以上海的高等院校、学术团体及有关单位为主,按照学科大年夜体分类,包干认真进行编写。上海无法办理的,可请外埠单位承担编写义务。编好后由辞编所调剂似义词、加工翰墨、统一编制,并且对初稿作初步检察;然后将初稿送编委会和有关部门审阅改动;着末,报送国务院科学技巧筹划委员会决审。这种法子光显地表现了社会主义广泛、高效的组织动员力和集中气力办大年夜事的轨制良好性。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从1958年夏开始,“大年夜跃进”运动在科学、教导、文艺等领域兴起,刮起夸张风和瞎批示风,打乱了正常的事情秩序。受“左”倾思惟的影响,辞编所里有的青年“要求在三四年内赶出《辞海》以相符多快好省”,而接到《辞海》修订义务的各个单位也将义务层层分化下放,使许多不具备修订资格的人介入进来。就上海各编写单位环境而言,有的组织门生在“一礼拜内突击完成一千条似义词的初稿编写”;有的分头编写,集体评论争论;有的在田间地头展开评论争论;有的“师生齐上阵,一片热火朝天的天气”;南京、北京、杭州等地亦是如斯。

蓝本“辞书编写必须请一流的专家学者加入,请他们亲身编写并作为领头人,他们的学养代表着当今专业钻研的高度……凡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优秀辞书,无一不是由造诣颇深的学者们,以致是一代宗师精心编纂的,有的竟不惜倾其终生一生没世精力”。令人遗憾的是,“大年夜跃进”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扶植离开了真正的群众路线,变异为大年夜规模的人海战术,各编写单位竞比拟速率,比政治挂帅。有些进度超前的单位继而对试写稿展开了大年夜字报、实地查询造访、油印草稿、专业会议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检察活动;有的编写单位甚而走进工厂、公社,将似义词初稿当面读给工人、农夷易近听,直到他们提不出意见就算经由过程。把本该是“一代学术带头人对常识经由过程仔细卖力描述,通力合作,做大年夜量的困难事情”才出的成果,交给那些粗通文墨或目不识丁的人去审定,其结果不言而喻。颠末“集体编写、集体检察”形成的《辞海》(初稿)呈现了“空洞群情多,详细常识少;不和批驳多,正面先容少;题外之言多,基础内容少”的问题,“分外是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稿件政治性问题对照多”。

当时的中国,各类政治运动频繁,路线、方针、政策经常被过度解读,以致被曲解。假如一些似义词政治性少了、缺了,在路线上有可能被打成右倾、修正主义;多了、过了,每每又使似义词变成批驳性翰墨,掉去了常识应有的客不雅准确性。例如,关于拟收录的1200条军事相似义词,辞编所因顾及政治性问题而难以操作,觉得由作为政治中间的北京方面承担这项事情较有把握;“夷易近族问题稿件政策性强,处置惩罚不好易发生政治性差错……必须获得有关引导部门的支持”;关于宗教相似义词,“只管他们(宗教协会)在选词和编写中一样平常是卖力的,而且力争客不雅,但弗成能从他们笔下写出马列主义来”。再如,有些修订者在“社会主义扶植总路线”释文着末加上“当前分外要留意右倾危险”;在“主不雅唯心主义”释文中写上“对右倾时机主义作严明的批驳”。类似这样分外“强调态度不雅点,片面理解了政治性”的征象在修订《辞海》中俯拾皆是,但对付似义词“若何表现党的政策方针,表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表现期间面目等问题,最紧张的是若何表现毛泽东思惟的问题”方面做得不敷。

对付这些问题,上海市出版局后来在一份申报中提到:“用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来编写这样一部收有九万条似义词的大年夜型综合性辞书,我们是没有履历的。是以,在选收似义词和编写释文方面都曾走过一些弯路。如在选词方面收过不少类似章节标题、不敷稳定的某一时期的临盆(运动)的口号,有的过细过专。在现代在众人物要不要选收的问题上,曾经有过较大年夜的争执,着末因为难以平衡和不敷稳定终于放弃。在释文方面也曾走过一些弯路。”由此可见,修订《辞海》走了一条在探索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程中具有普遍性的蹊径,但在当时形势之下,人们对付政治的理解呈现误差,致使党引导文化奇迹这一精确原则在实践中走了样。

中华书局早期出版的《辞海》

《辞海》(1979年版)的出生

修订《辞海》可被视为一次常识重构,一方面要表现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另一方面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概括地说明似义词的含义,供给符合似义词的常识内容,为读者解疑释惑”。很显然,在“多快好省”口号下的《辞海》修订背离了其初衷。时任副主编的杭苇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指出:“批驳不是《辞海》的主要义务,辞书的基础义务是给读者以需要的常识”,“编写《辞海》必须肯定专家的感化,没有专家参加编写,不调动专家的积逝世气力,要求《辞海》有高度的质量,看来是弗成能的”。1960年8月23日至9月2日,《辞海》编委会召开初稿检察会,针对初稿中的问题提出了“明四至”“撕标签”“割尾巴”“挤水分”的解救步伐,在肯定此条件出的政治性、科学性、普通性条件下,提出了常识性、稳定性、正面性,此即修订《辞海》的“六性”原则。

与此同时,上海市委鼓吹部一方面“要求各编写单位配备编写骨干,并给予需要的前提和光阴,争取脱产、半脱产,集中改动,包管这一义务准期完成”;另一方面“转告有关大年夜学党委继承给予帮忙和支持”。辞编所也“将颠末集体评论争论改动后的似义词和斥候,印发各编写单位,并继承广泛收罗意见”。在上级部门的注重下,各编写单位有的削减似义词数量以求前进编写质量;有的开展“务虚”事情,选“斥候”,逐级按期评论争论、陈诉请示;有的抽调职员错峰事情,“集中气力打歼灭战”;等等。颠末修订,二稿内容充足了,常识性、正面性加强了,少数似义词已靠近定稿的水平。然则,又呈现了释文过于注重常识性,过长、过专或者过于注重概括性,显得很抽象,不敷普通、不易理解这样简而不明或明而却泛的问题;在处置惩罚材料与不雅点时没有捉住最本色、最需要的部分,没有做到取舍合适、详略适合、中间凸起、主次分明。从初稿到二稿,似义词由过度政治化向常识性的调剂与转变反应出常识重构的波折,但作为对象书,要供给给读者客不雅、准确、势力巨子的常识。

1961年头?年月春始,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邀请了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地学术界150余名顶尖专家学者在浦江饭铺对二稿进行集中审阅,此中有不少右派,他们经“市委特许……可以不参加任何政治进修”。“时价三年艰苦时期,粮油定量供应,但浦江饭铺仍旧四菜一汤,另有喷鼻烟、糖果和茅台酒供应”。在人才、常识获得尊重的氛围中,浦江饭铺变成了钻研学问的乐园。中医名家裘沛然回忆说:“在浦江饭铺集中的一段光阴,我们都从早到晚异常卖力地进行编写……既有切磋,也有争鸣,还征询一批学有专长的同志意见,以杀青共识,每每为一条似义词,一句针言,精益求精地反复改动,着末才定稿。”8月,16分册的《辞海》(试行本)出版,随即,上海市委对试行本开展了一次普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3个大年夜中城市的252个高校、科研院所的收罗意见活动,共收到口头和书面意见6万多条。整体而言,“大年夜家对《辞海》(试行本)的估价基础上是肯定的。在此根基上,1963年4月,加倍成熟的60分册《辞海》(试排本)出版,供后续改动应用。

修订《辞海》与政治形势成长相互关注,60年代初期,国家对“大年夜跃进”中“左”倾差错思惟进行矫正,在经济、文化领域进行了调剂,使修订《辞海》在必然程度上回到了正常轨道。然则,《辞海》修订仍旧要斟酌政治影响。当《辞海》进入定稿复查的着末关头,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重大年夜方针政策等相关似义词印成约10万字的检察本报送中宣部,获得如下回复:“对付今朝不易妥善处置惩罚或不易颁发的政治性似义词,可以只管即便从略不载,或只作大略的阐述”,“凡没有把握的,宁肯只做客不雅表述,或先容现有的不合见地,或只作极概括的论述”,“建议在书上颁发编委会的名单及总主编、副总主编名单,增强责任感、积极性,可避免人们差错地把《辞海》中的论点算作国家党政引导上的定论”,可先“以《辞海稿》或《辞海》(试行版)名义内部发行”。由此可见,中宣部的回覆极为审慎。

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两次品评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多部门中,至今见效甚微”,“近来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加之中苏关系恶化等身分的影响,从1964年夏天始,政治形势又首要起来,阶级斗争扩大年夜化的“左”倾差错愈加严重。受此影响,呈现了“删风有点盛”“矫枉过正”的环境,基础定稿的《辞海》,被删去似义词800多条,对5800多条释文进行了改动,中国今世史傍边的大年夜多半似义词都篡悛改。1965年4月,历时八年修订的《辞海》终以不决稿形式内部发行,没能成为一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1966年5月,以阶级斗争扩大年夜化为主的“左”倾差错终极导致了“文化大年夜革命”的爆发。曾经引导过《辞海》修订事情的石西夷易近、白彦、罗竹风、杭苇等人被批为“走资派”,在他们引导下成立的辞海编委会被诬为“大年夜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广泛包罗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一个黑班子”;参加过《辞海》修订的许多专家学者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熟手在行”“反动学阀”“汉奸文人”等帽子,遭到不合程度的批斗。他们消费大年夜量精力修订的《辞海》(不决稿)被定性为“一株集封建主义、本钱主义和修正主义之大年夜成的大年夜毒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惟的对象”,从而被彻底否定,乃至远在新疆的一位读者无意中发明杂货店将《辞海》用作包装纸;在浙江,造反派时时传出话来,要将这“毒草”烧毁;在北京,梁漱溟从一位门生处借来的《辞海》《辞源》被红卫兵烧毁,给他留下了不能物归原主的终生遗憾。

在“常识要屈服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口号下,工农兵对《辞海》(不决稿)展开“革命大年夜批驳,狠批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路线流毒”,使修订历程变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结果是《辞海》(不决稿)变得面貌全非。针对对象书严重短缺、群众呼声很高的环境,周恩来在1971年3月召开的全国出版事情会议上作出抉择,修订《辞海》(不决稿),并把它列入国家出版计划。然则,在“四人帮”百般滋扰下,修订“迟迟没有结果,着末于1975岁尾只出版了《辞海·生物分册》,余均为初稿,大年夜多以白皮书形式印出来”。

1976年10月“文化大年夜革命”停止,因为“政治上是第二次翻身”,思惟“没有顿时获得解放,《辞海》的修订事情仍旧迟迟不前,像个小脚女人走路”。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年夜“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理论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最紧张的成果,继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修建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这使得编写者“心有余悸,挂念重重”。

进入1978年,政治形势进一步晴明起来,针对“中外语文词典十分短缺,已严重影响教授教化、科研、临盆、国防和外事活动”的环境,上海市将《辞海》与《汉语大年夜词典》《英汉大年夜词典》一路列入重点科研项目,并且成立了由市委布告王一平担纲的《辞海》编辑出版引导小组,同时抉择规复竣事事情十年之久的《辞海》编委会,夏征农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任第三任主编。10月,国家出版局向上海持续不断地传达中宣部紧急唆使:“《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30周年献礼。”这无异于又一次重编,不仅要矫正《辞海》(不决稿)中的差错,还要增加期间成长所孕育发生的新内容。在不到一年的光阴里,要在被“四人帮”破坏殆尽的烂摊子上重整旗鼓,艰苦可想而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解放思惟、量力而行”的精确路线,然则对《辞海》修订历程中涉及的“重大年夜的理论、政策性问题”要做到不呈现重大年夜问题是很难的。当时中央对某些问题也没有明确立场,“罗竹风专程去北京,盼望有关问题获得中央的详细意见,花了二十多天光阴,未果”。献礼的日子一每天临近,主编夏征农提出:“《辞海》采取什么方针,要量力而行,尊重客不雅事实”,“要我们认真,我们就要敢于认真;假如我定,我也敢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解放思惟,量力而行,实践是查验真理的独一标准,便是办理《辞海》编纂中的各类问题的钥匙”。时任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巢峰数易其稿,起草了《〈辞海〉处置惩罚稿件的几点详细意见》,“对阶级斗争、文化大年夜革命、导师和领袖、路线斗争、社会主义经济、台湾和国夷易近党、国际问题以及历史人物和事故等,逐一提出详细处置惩罚原则”,使《辞海》(1979年版)编纂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基础上水到渠成。此次编纂不仅是一次拨乱反正,而且新增了单字、似义词,分手比《辞海》(不决稿)多1285个、7370条,从两大年夜册变为三大年夜册,另有一卷本缩印本问世;在释文方面也表现了新时期总义务的精神,反应了社会主义扶植的新成绩。

在《辞海》(不决稿)根基上的修订、编排、付印、校正到出版,辞海人仅仅花了200余天,其因由或许正如巢峰所说:“那时刻大年夜家都有热心……当国家必要他们的时刻,没有一小我打退堂鼓,没有一小我讲价钱。十年没事情了,一旦有事情就感觉自己照样有代价的,照样能做点工作,能为党和国家做点供献的。还问什么名利,生命都可以就义。”恰是常识分子这种自强不息的优秀品德和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成绩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年夜型的综合性辞典,书写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段壮丽的文化篇章。

小结

《辞海》(1936年版)于1957年动议修订,至1979年正式出版,全部修订历程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年夜跃进”运动、“文化大年夜革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中国今世史上一系列重大年夜事故,历史的烙印深深地印在《辞海》的字里行间。作为一部大年夜型的综合性对象书,《辞海》必要对收录此中的百科似义词进行解释、定义、规范,形成客不雅、准确、势力巨子、轻易被读者吸收的常识,因而其每一次修订都意味着一次常识秩序的重修。根据马克思主义道理,“必然的文化(算作不雅念形态的文化)是必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应,又给予巨大年夜影响和感化于必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这个意义上,《辞海》的重建不仅集中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扶植的图景,而且展现了该时期社会主义各项扶植奇迹的面目。

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夷易近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正经历着社会各项奇迹从始创、奠基阶段向巩固、形塑阶段的过渡。尤其是1956年,社会主义基础轨制切实着实立,标志着各项奇迹周全进入社会主义扶植时期。就文化扶植而言,比拟夷易近国时期,从系统体例机制到指示思惟、根本措施、主要内容、功能意义等均发生了很大年夜变更。从修订《辞海》可以看出,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扶植是在中共引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示下,主要寄托国家气力来进行的。经由过程将文化奇迹放置于行政系统体例傍边运作,在社会主义文化得以建成的同时,也使得政治与常识文化之间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分外是经由过程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国家主导下的扶植,各项文化奇迹被纳入党和国家的统一引导之下,这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后续成长具有深远影响。

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到周全扶植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外国优秀文化进行整合的根基上,徐徐塑造出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文化扶植遵照着承袭、借鉴和成长的方针。当然,文化扶植作为期间成长的一部分,也共时性地出现出扶植、改造、调剂、批驳的特征。虽然该时期社会主义文化扶植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但取得的成便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文化扶植中积累起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有益方针以及一些掉误,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文化扶植供给了宝贵的履历和教训。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钻研》2019年07期,原题《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下的《辞海》修订(1957—1979)》,作者陈来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钻研生院近代史系博士钻研生。彭湃新闻经授权宣布,有删省,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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